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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18黎乔筑:深圳群众文化的 田野里开满簕杜鹃

来源:深圳晚报发布时间:2016-05-21

正如一位老友的评价,我不是深圳“佬”,却是老深圳。从1962年到光明农场插队至今,我把半百岁月都奉献给了这座城市。曾经,很多人议论深圳是一片“文化沙漠”,但是我坚信,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生活是艺术最富饶的土壤。而我,是在这片土壤上用生命怒放的一朵簕杜鹃。

黎乔筑

今年,我已经71岁了。有好多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正式退下来?”其实,我退休已经11年了,但是我从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没有停下创作的心。我曾是深圳群众艺术田地里的拓荒者,未来,我仍将以一腔热血做它的灌溉者。

最初,我们每个人背着自己的背包,还要分担乐器、道具、服装和演出照明用的汽灯,就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徒步走。

知青岁月爱上“接地气”的群众艺术

1945年,我出生在广州番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但是,我们兄弟姐妹4人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都不约而同“弃理从文”了。读中学时,我就是班里男声小合唱的成员,在学校里也算小有名气。

1962年,我被下放到隶属于广州军区的光明农场,开始了10年艰苦而热血的知青生活。平时,我们要犁田、耙地,身上的衣服被晒得根本看不出原来的颜色,缝补得连一块完整的地方也没有。这样辛苦一个月,才挣20块钱工资,为买一双3块多的解放鞋得攒好几个月。农友们都省吃俭用,只有我一发工资就去买纸张、墨水和煤油,还把空墨水瓶改造成“自制煤油灯”。晚上大家休息后,我就独自光着膀子“挑灯笔耕”,只要一有灵感就马上在本子上记下来。

在光明农场的那些年,生活的酸甜苦辣在我的世界里碰撞出不少火花,粤语表演唱《插秧比赛》就是我早期的代表作。当时,在稻田里插秧非常辛苦,有个男知青说:“要是有台机器替人插秧该多好啊!”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就是异想天开,没想到仅两年后,县里就有了插秧机。

这件事让我很是振奋和感慨,于是就创作了一个插秧能手和插秧机比赛的故事。后来,这个作品分别被搬上了农场和全县的大小舞台,还带到广州演出。在广州文化公园演出的一个月里,几乎场场“爆棚”。有10多位老人每晚都来买票,早早坐在第一排中间固定的位置上,被我们戏称为“常委(位)”。

这一时期的经历,让我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了清晰的认识——虽然在艺术的专业技能方面,我是个业余爱好者,但生活却赋予了我最鲜活而生动的创作材料,而这才是艺术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源泉。从此,我坚定了搞群众艺术创作的决心。

打着背包走遍宝安的山山水水

由于在文艺上编、演、唱、跳的“万金油”能耐,1972年我被调往宝安县文艺宣传队,在创作员兼演员的岗位上一干又是7年。一年12个月,县文宣队有10个月要到全县各地和边防部队慰问演出,逢年过节更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最初,我们每个人背着自己的背包,还要分担乐器、道具、服装和演出照明用的汽灯,就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徒步走。后来,政府给了我们一批“偷渡客”扔下的旧单车,平均两人一辆;背包也换成被袋,转移到了自行车的大尾架上。再后来,接演的公社会派手扶拖拉机,帮我们运送演出用具和行李。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龙岗公社演出。早上7点,我们从住地龙岗公社粮仓出发。一路上翻山越岭,单车只能骑一会推一会,到达时已是傍晚。我们在山村连续演出,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已是夜里10点多。好不容易拖着疲惫的身躯踏上回程,没想到又迷了路。当地村民误以为我们是偷渡客,没人敢开门指路。结果,我们到次日早上7点才回到住地。这场持续24小时的长途“奔袭”让我们精疲力竭,整整三天才恢复元气。

上世纪70年代的宝安县有个特点,就是“一县两语”——西边流行粤语,东边流行客家话。记得刚到队里,我独自前往东边的坪山公社水利工地采访。按照当地风俗,一天只吃早晚两餐。我早上10点赶到时,人家已经吃过早饭,而我不会用客家话表达没吃饭,结果饿了一整天。于是我下决心学客家话,经过努力终于完全掌握了这门方言,还可以熟练地运用到节目创作中去。

在宝安县文艺宣传队工作的经历,不仅让我访遍了深圳的城镇村庄,更让我熟悉了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为我后来推动深圳市群众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黎乔筑(左二)演出话剧《于无声处》剧照。

我们报道拔地而起的高楼厂房,也关注节节攀升的饭菜价格;我们歌颂蓬勃向上的建设热情,也曝光存在问题的个别企业

服务《深圳文艺》彰显特区精神

1979年,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原宝安县文艺宣传队宣布解散,深圳市文化局成立,我被分配到文化局下属的深圳市群众艺术馆,担任《深圳文艺》期刊编辑。

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市的人口大约28万,街上遇到的行人都似曾相识。但是没多久,全国各地的人都涌来特区,上百万的工人、技术工作者、商人让这座小城突然饱满起来。

任职《深圳文艺》期间,我负责《今日深圳》栏目,专门讲述改革开放给深圳带来的变化。从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到与城市发展紧密相连的工商农学,我们的报道几乎包罗万象——我们报道拔地而起的高楼厂房,也关注节节攀升的饭菜价格;我们歌颂蓬勃向上的建设热情,也曝光存在问题的个别企业……无论是深圳的优点还是争议,我们都摊开在阳光下给大家看,也受到了许多读者的认同。

乘着特区勇于开拓创新的东风,我们也对新鲜事物跃跃欲试。以前无论办报纸还是杂志,从来都没有做广告的概念。成为《深圳文艺》编辑后,我第一次尝试出去拉广告补贴办刊经费。当时深圳火车站有一家由香港人经营的港式快餐店,叫“新兴餐厅”。我找到企业老板,没想到一举谈成了杂志社的第一笔生意。那时我们的月工资才几十元,新兴餐厅的封底广告我卖出了两三百元的价格。

从1979年到1981年,我在《深圳文艺》干了两年。时间虽然短暂,但我站上了一个紧贴时代脉搏的大舞台,感受着特区从无到有的巨变历程中孕育的欣喜和阵痛。

成立罗湖艺术团开创多个第一

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深圳原本“自给自足”式的群众文化开始受到外来冲击。改革开放后,深圳与香港联系越来越紧密,当时已经有一部分深圳人率先带回了香港的12寸黑白电视机。一到晚上,街上就静悄悄的,大家都跑到有电视机的人家里追香港电视剧去了,我们本土的节目反而受了冷落。

1981年,我调到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局当干事。为了夺回这块文化阵地,罗湖区文化局成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特区内热爱文艺的青年组织起来,创办一个深圳市区业余演出团体——罗湖艺术团。

因为没有条件铅印,十几份公开招收团员的简章都是我们用毛笔一页一页写出来,一张一张上街粘贴的。没想到,仅仅3天就有300多人登门报名,最终40余人从中脱颖而出。这批团员中有工人、教师、售货员、服务员、导游员、海关关员、司机……大家跨越行业,不讲酬劳,把对艺术的满腔热爱倾注到同一个地方。

艺术团成立之初,资金、乐器、排练场地都很匮乏,大家把办公桌挤放到墙角腾出排练空间;团长杨素贤在编排舞蹈之余亲自设计、制作演出服装;我负责给艺术团创作节目和策划宣传;文化馆长雷作嘉不仅为艺术团的经费物资四处奔走,甚至亲自在乐队拉琴演奏……文化馆干部和演员还自筹了2000多元,买下了全市群众文化系统第一部钢琴和第一个无线麦克风,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为了彰显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成果,艺术团还鼓励大家创作富有本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节目,并且按照创作节目的演出场次,给创作者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鼓励费”。也就是说,写出的节目越受观众喜爱就能得到越多奖励,这在当时也是个创举,迅速点燃了大家的创作热情,我也因此获得了不少“鼓励费”。

1982年5月,罗湖艺术团在深圳戏院举行了首场公演,全场座无虚席,连场内过道都设满加座。我们把《特区小河》《两次到深圳》等自编节目搬上了舞台,现场观众好评如潮,香港同胞还送来了贺喜花牌花篮。演出结束后,一位市领导对我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原来深圳还有这么多艺术人才,你们的方向走得对!”

黎乔筑率团赴意大利演出。

仅10多年,特区就酝酿出了自己的文化内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肯定。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一进步的参与见证者。

群众文化终于来到群众家门口

1985年,我开始担任罗湖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罗湖区文化局副局长。当时,大家都铆足了劲儿干事业,有些人对于发展文化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

记得刚成立摄影协会时,我到罗湖区人事局,想给入选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的协会会长孙成毅争取副高职称。没想到,人事局的干部拿出一份资料递给我,说:“你看,这个人搞技术创新养殖鸭子,给国家争取了多少外汇!搞摄影能有什么重大贡献?”听了他的话,我脱口而出:“像朱建华这样的跳高运动员,他只是纵身一跃,就能让五星红旗在世界竞技场上升起来,这不是贡献吗?”

虽然我对这位人事干部的话有点生气,但是不得不说,他对文艺的态度正反映了当年深圳一部分人的功利和浮躁。而且,由于深圳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不少人批评我们的文化不过是一盘机械融合各地特色的“大杂烩”。作为一个成长于斯的深圳文化工作者,面对这样的评价一直如鲠在喉。

但是不久,深圳市的群众文化就步入了快车道。1986年,全市已从4个国家文化站,发展成为32个文化站;同时,以“锦绣中华”为代表的旅游文化兴起了,很多国内外游客都慕名而来。1987年,“大家乐”舞台的创举从深圳迅速风靡全国,无论是谁只要交五毛钱就能上台唱首歌,满足了千千万万打工者的娱乐需求。

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已形成了由文化馆、群众艺术馆、文化站、文化室组成的四级网络,各区逐步建立了众多文化广场,大大小小的演出团体有了自己的“活动基地”。至此,群众艺术终于具备了群文性,真正地来到了群众的家门口。仅10多年,特区就酝酿出了自己的文化内涵,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肯定。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一进步的参与见证者。

让深圳春蕾两度飘香中南海

1994年,北京要求我们深圳派一个少儿艺术团去中南海汇报演出,当时我是深圳市艺术中心的副主任,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于是,我和杨素贤、江建卫等同事就到青少年活动中心、各小学和幼儿园,一口气招了四十多个孩子,成立了深圳市第一个市级的少儿演出团体。

人员准备就绪,我们又集中火力搞节目。当时我们独辟蹊径,决心要搞出深圳特色和现代气息。为此,我专门为艺术团量身定制了一首广东童谣歌曲《月光光》,歌词唱道:“你知道你睡在什么地方?这是特区的高楼上,伸手就能摸到大月光。”当时深圳正在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兴建高楼大厦,在全国都是非常著名的。我们让一个5岁的小女孩用粤语演唱这首歌,以天真稚嫩的声音把深圳快速发展的自信传递给中南海的观众。

我们还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儿童舞蹈,专门请来广州的导演帮忙,又在服装上下足了功夫。表演当天,孩子们穿着绿色的衣服蹦蹦跳跳上场,没多久突然“集体变身”,衣服变成了7种不同的颜色,正好呼应了《鹏城七色花》专题歌舞晚会的主题。观众们对这个别出心裁的设计报以热烈掌声,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四年后,深圳市少儿艺术团作为进京文艺汇演的代表之一,再次站上了中南海的舞台。《龙种》《小胖拉拉队》《红树林》等节目或技艺精湛,或妙趣横生,或高雅优美,把深圳儿童朝气蓬勃的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

深圳少儿艺术团的光彩不仅两次照亮中南海,还多次惊艳了海外观众——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法国、墨西哥等国家都留下了孩子们的欢歌笑语,在广东省和全国的多项比赛中也屡斩殊荣。后来,团里出了许多学业、事业有成的青年,还有不少人从此走上了艺术之路。可以说,深圳市少儿艺术团不仅丰富了深圳的群众艺术,更为艺术的明天培养出了无数星星之火。

黎乔筑(一排右一)参与深圳电视台拍摄深圳第一部音乐电视片。

有人笑我们傻:“在深圳,晚上加班做什么工作不能弄到几块钱?你们图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爱艺术,也爱这座城市,我们希望用艺术让这座城市变得更美好。

簕杜鹃花开满山坡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还创办了深圳市第一个市级的业余文艺演出团体——深圳簕杜鹃艺术团。这是一个在当时十分难得的专业水准团队,有辽宁芭蕾舞团的王子,有中央歌剧舞剧院的女主角,有来自全国各地来的优秀歌手、舞蹈演员和魔术演员,还有深圳市第一支电声乐队。

深圳作为毗邻香港的新兴城市,最先接触到海外的通俗音乐。那时,歌舞厅、酒吧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迪斯科非常流行,外地人都觉得很新鲜。我跑了很多家娱乐场所,去驻场的乐队挖人,回来组成我们自己的乐队,还配齐了架子鼓、电子吉他、合成器等一套设备。后来全国第一次爵士鼓大赛在深圳举行,第一、二名都出自这个乐队。

深圳簕杜鹃艺术团自成立起,就起着国办文化在群众文化中的引领作用。他们举行了《荔枝情》《深圳是我家》两台大型原创歌舞专题晚会;他们作为深圳群文的主力,牵头组织了华东赈灾义演、学雷锋万人演唱会等多场大型广场演出晚会;他们还多次赴港澳、美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在我眼中,深圳的群众艺术工作者也像簕杜鹃,默默而热烈地开放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罗湖区艺术团刚成立的时候,团员们不仅放弃了业余时间抓紧排练,还自掏腰包帮助艺术团筹措经费。当时就有人笑我们傻:“在深圳,晚上加班做什么工作不能弄到几块钱?你们去那里图的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爱艺术,也爱这座城市,我们希望用艺术让这座城市变得更美好。

黎乔筑

1945年生,广州番禺人。1962年广州高中毕业,来到宝安光明农场开始了10年知青生涯。1972年调到深圳,从事文化工作38年,历任宝安县文艺宣传队创作员(兼演员)、《深圳文艺》期刊编辑、罗湖区文化馆馆长、罗湖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罗湖区文化局副局长、深圳艺术中心副主任、深圳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等职。

口述时间

2016年5月9日上午

口述地点

福田区上步中路1004号达人彩票平台邀请码贵宾厅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许娇蛟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特别鸣谢:王庭僚

本版历史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编辑:蔡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