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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7高兴烈:拓荒牛创业勇当舆论先锋

来源:深圳晚报发布时间:2016-05-27

我来深圳时,已过知天命之年。这是我对人生价值审慎思考后做出的选择。此前,我在新闻界已工作了25年,来深圳是后半生再创业。“老牛深知事业重,不待扬鞭自奋蹄”嘛!

高兴烈

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9年来,我和深圳商报社全体同仁一起,努力当好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能为特区的发展鼓与呼、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我首先抓《深圳商报》重新定位。经讨论,确定“立足深圳,宣传特区,辐射内外,服务经济”这16个字为办报宗旨

试刊号一炮打响

《深圳商报》是1989年1月8号创刊的,对开4版周报,由于犯了舆论导向的错误,在当年10月就停刊整顿了。1990年8月,深圳市委决定《深圳商报》复刊,并请求中宣部推荐一个总编辑来主持工作。

当时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开发报》任第一副总编,中宣部干部局领导跟我谈了这件事,我认为深圳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可以认真考虑。没想到,仅仅过了十几天,干部局就通知我,9月1日深圳市委已下达文件,任命我为深圳商报社总编辑,“这副担子就交给你了!”我虽然感觉有点突然,但还是横下一条心,只身南下,迎接新的挑战。

9月5号晚上,我抵达深圳。第二天早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请我喝早茶,说你来的任务就是要端正报纸的舆论导向。随后,市委书记李灏、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分别接见了我,强调深圳市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场经济起步早、发展快,外资、内资活跃,产业经济发达,需要以一份综合性经济报纸;而且特区的政策和发展路向颇为海内外关注,因此办好这个报纸尤为重要。听了这一席话,我感到责任重大,当即表明《深圳商报》姓党,一定按照党性原则办好!

复刊工作千头万绪,我首先抓《深圳商报》重新定位。经讨论,确定“立足深圳,宣传特区,辐射内外,服务经济”这16个字为办报宗旨。同时,制定了《关于宣传纪律的十项规定》《关于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规定》等规章制度,明确要无条件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持弘扬时代主旋律等。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在正式复刊前进行了3期试刊。试刊内容主要是市委、市政府对于经济工作的新思路、新部署,以及由此形成的新格局;对重大经济政策、法律阐述和解读,以及反映政策、法规形成的过程;有关全国宏观经济的分析和预测,呈现各级政府、企业经济工作的新动态、新经验;反映人民群众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要求等。试刊令人耳目一新,受到充分肯定。市长郑良玉作了批示:“赞成《商报》办报思路。我相信,经过你们的努力、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能够走出一条办报的新路”。

1991年1月2号,《深圳商报》正式复刊,为对开4版,周二刊。我们在竹园宾馆举行了复刊招待会,市委、市政府领导李灏、郑良玉、王众孚、林祖基、杨广慧出席。经济日报原总编辑安岗,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刘国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代表岳颂东,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成一,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万炜明等特地从外地赶来到会祝贺。出席会议的京、穗、港、深各界人士500多人。可以说,《深圳商报》试刊一炮打响,为复刊开了一个好头。

1997年7月1日凌晨,总编辑高兴烈(左三)在印刷机旁审阅第一份庆香港回归《深圳商报》版面。

1991年出周二刊、1992年出周四刊、1993年改为日报、1994年创办晚报;人员编制逐年增加,最后为400人;基建用地,一次性给3万平方米

复刊初期“三件宝”

当初要来深圳时没考虑什么物质条件,来后才知道报社真是“一穷二白”:全部家当只有4部电话、2辆汽车(1辆人货车、1辆旧面包车),2台电脑,总资产仅20多万元。办公用房是租用园岭办事处的底层1楼和顶层7楼,共300多平方米的地方,没有电梯,大家就天天爬楼梯,戏称“顶天立地”。没有宿舍楼,租房也囊中羞涩,从全国各地聘来的员工,只好几个人或几户人合住一间房或一套房。没有暗房,摄影记者就在洗手间拉起黑布帘冲胶卷洗照片。一间大会议室中间放置一张乒乓球台,既作会议桌、又当饭桌,有时在中午还当床。最尴尬的是,记者乘坐破旧面包车跟随市领导参加外事或政务活动,往往半路被保卫人员拦下,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随行的采访车。

艰苦创业的岁月里,很多苦中作乐的小事仍记忆犹新。夏季气候炎热,房间没有空调,报社就给每人发一台小风扇;记者外出采访没有汽车,就给每人发一辆自行车;没有食堂,就每人发一个电饭煲。这三样东西后来成为报社员工中流传的一句话,“复刊初期3件宝,风扇、单车、电饭煲”。

虽然“家贫”,但大家的精神面貌都很好,条件苦却没人叫苦,都以拓荒牛精神相互激励,斗志昂扬地投入工作。当时大家集体创作了一首社歌——《金色的希望》,歌词这么写着“大鹏展开改革的翅膀,南海掀起开放的巨浪,拓荒牛耕耘神奇的土地,‘一夜城’迎着初升的太阳。八方儿女汇聚南疆,倾心传播特区之光;簕杜鹃盛开荔枝飘香,我们是蜜蜂采花奔忙,辐射内外服务经济,字里行间无限春光。八方儿女汇聚南疆,热血谱写新的篇章”。

出租屋里的“强社梦”

1991年5月的一个夜晚,我邀请几位骨干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喝茶,议论5年后的深圳商报社会是怎么样子。有的说我们不能老租房,必须要有一个基地;也有的说不能总是周二刊,要尽快办日报;还有的说我们不能光有商报,还得办个晚报……大家海阔天空畅所欲言,非常热闹。突然,喧闹声戛然而止,有人笑问这是不是在做梦?我说:“人不能没有追求没有梦,我相信它一定会变成现实!”

第二天,办公室同事将议论要点整理成文,形成《深圳商报社5年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作为正式的文件上报市委、市政府。市领导很重视,当时的杨部长肯定了我们的设想,并提议郑市长召开个会儿议一下。6月12日,郑市长主持召开深圳商报社发展与建设问题专题会议,常务副市长王众孚、副市长林祖基、市委宣传部长杨广慧,以及当的市政府办公厅、市计划局、市建设局负责人出席。

在会上,我先汇报了《规划》。当我说到需要划拨3万平方米基建用地时,一位局座从兜里掏出计算器,问道:“报社有多少人?办公区域要多大?人均30平米够了吧?”郑市长敛容道:“请把计算器收起来,账不能这样算。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应该按照这个原则来定盘子。”与会领导都表示同意。随后再经讨论,大家基本认可我们提出的要求。

最后,郑市长作总结。他指出,《深圳商报》复刊以来,全社上下努力,干劲儿很足,各方面反映很好。要在“八五”期间,把深圳商报社建成与改革开放相适应,有一支较高经济理论和政策水平的采编队伍,设备先进、信息灵通的现代化报社。办报目标分阶段实施:1991年出周二刊、1992年出周四刊、1993年改为日报、1994年创办晚报;人员编制逐年增加,最后为400人;基

建用地,一次性给3万平方米。

6月18日,市政府办公厅正式下达了《关于深圳商报社发展与建设问题的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给商报社的发展定方向、鼓足劲儿,后来我们的强社梦圆满实现了。

1999年9月,在“新中国新闻事业50年成就展”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左)向深圳商报社总编辑高兴烈表示祝贺。

在多年的办报实践中,我们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央办公厅同意,让在北京分印的《深圳商报》进中南海,并送到中央全会上

市委书记深夜来电

1998年10月12日夜里11时30分,正在北京参加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张高丽打来电话,表示对当天的《深圳商报》非常满意,体现了政治家办报,政治意识强,抓问题很敏锐。深圳市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综述写得好。照片也选得精心,很自然地带出了“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意思。中央委员们都能看到《深圳商报》,他们对深圳很关注。

人们会问,张书记怎么能在中央全会上看到当天的《深圳商报》呢?原来,在多年的办报实践中,我们精心策划,设置议题,围绕特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唱“重头戏”,像开展战役一样,连续组织深度报道,具有权威性、实用性(引导、服务)、可读性,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央办公厅同意,让在北京分印的《深圳商报》进中南海,并送到中央全会上。在这方面,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突出一“特”二“商”,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1992年,为贯彻邓小平视察深圳重要讲话精神,从3月12日起推出“八论敢闯”系列评论,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有媒体称“八论敢闯”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八声春雷”。

二是深入调查研究,为科学发展鼓与呼。原经济特区仅占深圳市的六分之一面积,其余地区大多是山区,我们注意到特区内外发展差距的问题,于是从1995年2月16日起,组织了“山区百村行”采访活动。记者们翻山越岭,跨荆棘,涉泥沼,走渔排,深入到偏远地区,察人所未察之情。历时163天,采访了18个镇、152个行政村、306个自然村,发稿166篇、刊登图片109幅,还上报了2期内参。这个系列报道反映了发展中的问题,即深圳也有贫困山区,提出“面对贫困怎么办?”时值市两会召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经研究后推出“同富裕工程”。市委组织部特意为“山区百村行”采访组授匾,上书“心系基层事,情满百村行”。

三是辅政亲民,当特区建设推动者。1990年11月,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在前10年创造“深圳速度”的基础上,在今后10年再创造一个“深圳效益”。我们从1991年1月2日到3月17日,连续推出12篇论创造深圳效益的评论员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深圳效益”的内涵和创造“深圳效益”的意义、途径。同时,跟《经济日报》合作,向市政府建议,开展了深圳市十佳经济效益企业评选活动。《深圳商报》又开辟一个专栏——“追效益”,连续报道了深圳企业提高效益的经验。

四是采用大讨论形式,将民意、民智转化为先进生产力。1991年7月,以“集中群众智慧,设计深圳未来”为题,开展了深圳发展战略大讨论,历时4个月,组织专版十几期,刊登专家学者和市民有代表性的稿件30多篇。市委书记李灏以《广开言路,科学决策》为题撰文小结,指出:“深圳商报抓住深圳发展的重大问题,开辟专栏,集思广益,让群众献计献策,为市委、市政府确定90年代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参考。”

深圳是移民城市,各地文化习俗在这里交流碰撞,如何塑造深圳人的形象是当时的社会议题。1994年3月,商报、晚报同时发起“怎样做个深圳人”的大讨论,历时8个月,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热爱特区、伦理道德、价值观和人生观这5个专题进行探讨。发动面也广,从市长到市民,包括大中小学生都踊跃参与,共编发专栏200多期、稿件500多篇。同时,商报和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联合发起同题讲演比赛,从基层开始,层层递升,全市决赛。市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也同步介入。大讨论中群众提出的口号——“我为深圳添光彩,我为深圳创辉煌”,成风化人。市委副书记林祖基写了《做人准则与行为规范》一文,作为大讨论的结束语。这次大讨论的重要成果促成《深圳市民行为道德规范》的出台,对全市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讨论引起首都新闻界的关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华工商时报》等都作了推介式报道,指出“这场大讨论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其发展目标是现代化国际性城市,能否提高人的素质,关系到深圳兴衰、成败、荣辱,关系到深圳的前途。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大讨论对全国其他地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对全国新闻单位如何以正确的思想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也会有所启发”。

献给党的“十五大答卷”

1992年11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6年10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在即,我们都知道要对十四大的决策作出回答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那么,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做了哪些“试验”,有什么经验?

我们组织8名记者深入采访、认真研究,连续推出10篇“深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综述”,介绍深圳市场经济体制的10个组成部分,即“十大体系”。随后我们和市体改办合作,对这10篇综述加以充实,出版了25万字的《十大体系——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一书。这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证性研究成果。

此事引起省市领导的重视,市委书记厉有为对这种全面、系统总结经验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省领导还专门派人来考察。1997年5月,在全国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市长李子彬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深圳建立的以十大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体系基本框架,以及推动改革的经验,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强烈反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已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和书本上,而在中国大地上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多年来,新体制的框架主要体现在规划上,而今天,我们已从深圳的实践中看到了生动的、实实在在的形象。”

把报社做强、做大,掌握正确舆论导向是办报灵魂,同时要用企业家的思维来搞好报业经营,解放和发展新闻生产力

以企业家思维搞经营

我们在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同时,还坚持“企业家经营”“创业者开拓”,这就是“商报崛起三基点”。把报社做强、做大,掌握正确舆论导向是办报灵魂,同时要用企业家的思维来搞好报业经营,解放和发展新闻生产力。

深圳商报复刊后,碰到一个大问题——广告不多。经调查了解,发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缺乏足够资金做广告。于是我们提出广告经营和实业创收相结合新的思路,即包品牌策划、包广告投入、包销售代理的“三包”服务。实验结果很成功,1996年广告额就突破了一个亿,以后每年都增长一个亿。《深圳商报》进入了全国报业十强之列。

发行也有新思路。我们和市邮政局、国家邮政总局合作,携手做好发行工作。据统计,报邮联合发行后,《深圳商报》的发行量大幅度增长,到1998年深圳市内比前一年增长71.2%,全国增长了5.8倍,达到全国2348个县、市,县县有订户,市市有增长。此外,发行还覆盖了港澳地区和20多个国家。

经过9年努力,1999年底深圳商报社(含晚报)发行量增长了105.5倍,广告额增长809倍,总收入增长1355倍,利税增长160倍,资产总额增加了210倍。

深圳商报社形成了现代化、集团化的报业集群,不仅建成了以三报两海外版四刊和新闻网为主的媒体群,还有以印务公司、发行公司为主的12家公司企业群,及以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的商报广场为主的建筑群。《新闻出版报》以“奇迹是这样创造的”作标题发表长篇通讯,点赞“商报崛起三基点”;《中华新闻报》则称深圳商报社“创造中国新闻史上的深圳速度、深圳效益”。

高兴烈

1936年12月生于辽宁海城,满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国内部副主任、中国医药报社社长、中国开发报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第一副总编。1990年9月调任深圳商报社编委会主任、总编辑。2001年退休,现任深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口述时间

2016年5月15日下午

口述地点

福田区商报路2号商报大厦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曾惠怡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版资料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编辑:蔡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