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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22陈锡添:全程记录1992年邓小平深圳视察

来源:深圳晚报发布时间:2016-06-23

我是学新闻出身的,我钟爱新闻事业。但左倾思潮狂热的年代,知识得不到重视、才华难以施展,我曾被迫离开新闻界。一次偶然机缘来到《深圳特区报》,我感到如鱼得水,写下《突破》、《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等报道。出版了报告文学集《风采集》,两篇新闻论文获得广东省新闻特等奖。我奋斗一生、灌浇耕耘的事业得到了肯定。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是造就人才的热土。能够来到深圳,是我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

陈锡添

白天听领导吩咐外出采访,晚上骑着自行车在市井街头寻找艺术家、企业家、医生,甚至汽车售票员等典型人物,采写人物通讯、报告文学

毛遂自荐来深圳

1966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日报社。初生牛犊,写社论、写本报编辑部文章,满怀激情工作了10个月,就被通知到湖北一农场锻炼,新闻工作的板凳还没坐热,便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好不容易把一年多的锻炼熬到头,却传来湖北日报社不留用任何大学生的消息,全部重新分配,就这样我离开了新闻单位。

那段时间我四处漂泊,曾在湖北咸宁县广播站工作,在第二汽车厂设备修造分厂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也曾在广州外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当过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1983年10月,我到深圳旅游,发现这里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目之所及脚手架林立、到处是工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大标语比比皆是。我感觉这是一片改革开放的热土,我能在这里找到用武之地,能实现我的理想抱负。

我对新闻有执着的追求,当得知《深圳特区报》刚创办,可能需要人,我就跑到报社毛遂自荐。12月1日,工作调令就来了,让我惊叹“深圳速度”之快。12月20号,我便前往深圳特区报社报到了。

42岁重做新闻梦

《深圳特区报》于1982年5月24日创刊,一周出版一期。特报社最初是在铁皮屋里办公的,当我到岗工作时,已经迁址至深南中路一栋8层高楼,这在当时可谓是“大厦”了。由于曾在“二汽”工作,我被分配到工业部当记者。

重新回到新闻单位时,我已42岁,如久旱逢甘露,我激情澎湃、干劲十足。白天听领导吩咐外出采访,晚上骑着自行车在市井街头寻找艺术家、企业家、医生,甚至汽车售票员等典型人物,采写人物通讯、报告文学。期间,一篇篇过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不断见诸报端。

随着诸多作品接连问世,我很快受到领导赏识。半年后,就被提拔为报社工业部副主任。1987年,报社工业部、财农部合并成经济部,我被全社记者编辑无记名投票选为经济部主任。1988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列席报社编委会,到会发现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副市长邹尔康、市宣传部部长皆出席。秦书记在会上宣布:罗妙老社长和一位副总编退休,任命我为《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从一名普通记者晋升为副总编,我只用了短短4年半时间。1987年,我被破格评上主任记者(副高);1992年,我评上“正高”职称,成为深圳仅有的3位高级记者之一。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抵达深圳迎宾馆,陈锡添(左一)作为唯一的文字记者随行做记录。江式高摄

当即我就下定决心,没有任务也坚决做好采访,日后再另找机会发表,此事若不报道将是我记者生涯的遗憾

被指派采访小平深圳视察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圳改革开放力度很大,创造多个全国率先之举,因此中央领导常到深圳视察,每每此时市委都指定我去采访,我曾经随行采访过江泽民、李鹏等国家领导人。1992年1月18日下午5时,我接到电话通知赶到市委宣传部,被告知邓小平将来深圳视察,指定我是唯一一个随行采访的文字记者,并特别叮嘱,此事绝密,不得外传。

接到这个任务时,我的心情很激动,虽然过往曾采访过不少国家重要领导人,但邓小平选择这个时间点来深圳有着特殊意义。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国内反和平演变呼声很高,一位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著文说:“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双重任务”。姓社姓资的争论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套住人们的头脑,对改革开放事业冲击很大,深圳作为前沿阵地首当其冲。有人说深圳除了红旗是红的,其他都变了样;也有人认为深圳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大家开始迟疑了,不敢闯、不敢试,改革开放事业止步不前。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特区主要创办者前来深圳视察,仅“邓小平来深圳”5个字就是大新闻了。

1月19日上午9时,邓小平乘坐的列车缓缓驶入深圳站。列车停下来时,表上的指针刚指向9点。车门打开,车站工作人员立即在车门与站台间垫上铺着地毯的板子。广东省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3人为首在月台上并排站着迎接,邓小平笑容可掬地出来了,并与之一一握手。摄影师的镜头聚焦在他们身上,镁光灯闪烁不停。我从旁观察,邓小平身穿灰色夹克,与慈祥的普通老人并无区别。

随后,一行人乘坐中巴前往迎宾馆。抵达迎宾馆后,领导通知我们,由于舟车劳顿,上午只安排老人休息,记者没有报道任务了。于是我就到院子里转悠,可没过多久就看见邓小平出来散步。怎么回事呢?原来,老人家来到深圳坐不住,急迫地想外出看看。但原计划上午没有安排活动,只好临时更改,深圳市委立即在会议室研究行程安排,谢非则陪同他在院里聊天。

当天,邓小平就乘车观光深圳市容。他第一次到深圳是1984年,8年后故地重游,城市面貌变化巨大,8年前仍是水田、鱼塘、低矮房舍,如今已是马路纵横交错、楼宇高耸入云。看到如此朝气蓬勃的现代化景象,他兴致高涨,说没想到特区发展那么快,信心倍增。当天还到了皇岗口岸,深情地遥望香港。

全程记录小平讲话

第二天我们摩拳擦掌打算干一场“战役”,却突然被浇了一盆冷水,有领导说此次活动不做报道。我感到难以理解,深圳市委派给我任务,千叮万嘱要报道好,我们也满腔热情做足充分准备,怎么突然就说不报了呢?同时我感到失落,这算是党的重要历史事件呀。

20日,邓小平来到国贸大厦。该大厦女职工列队站在两旁,鼓掌欢迎,邓小平向她们招手致意。随后来到53层的旋转餐厅,俯瞰深圳市容、观看特区规划图,李灏书记向他汇报市经济建设情况,并进行较长时间的谈话。听了席间发言,我感觉老人家不像来度假的,很多话他不吐不快,虽然是闲谈聊天的形式,但没有一句是闲话,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我感觉假若人们知道他讲话的内容,理解他讲话的精髓,势必在全国再掀起新的改革开放高潮。

当即我就下定决心,没有任务也坚决做好采访,日后再另找机会发表,此事若不报道将是我记者生涯的遗憾。白天邓小平是即兴谈话,边走边说,禁止录音,那我就将小纸片拿在手里,做关键字眼的记录;晚上和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一起,梳理大事记要,尽量还原邓小平说的话。

接下来几天,邓小平还前往深圳先科激光公司、民俗文化村、锦绣中华和仙湖植物园参观。23日,按原定计划,在深圳视察的5天行程进入尾声,他将在谢非的陪同下乘船前往珠海。上午8时30分,他在市负责人欢送下离开迎宾馆,乘车前往蛇口。

车子抵达蛇口港码头,他下车,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握手,与深圳市领导李灏、郑良玉、厉有为一一握别。然后,他走向码头准备登船,突然转过身子走回来,扬一下手,对李书记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上午9时40分,邓小平乘船离开深圳。

1996年,深圳特区报社与《解放军画报》共同重走长征路,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进行授旗,前排左三为时任特区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松营,左四为陈锡添。

26日,《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长篇报道在《深圳特区报》刊登了,头版刊载不完,还得转版。报道经发表,各大媒体反应热烈

新春八评吹响舆论号角

送别邓小平后,我们新闻工作者该怎么办?既不能违背指示进行报道,又不能眼睁睁错过这么重要的事情。2月3日除夕,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副市长林祖基到特区报社来慰问,同时下达指示,撰写几篇有分量的评论,宣传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报社把任务交给我,那年春节我没有休息,在家写了2篇评论——《经济建设要搞快一点》、《改革开放要敢闯》。待到假期结束,我拿着这2篇评论给市委宣传部杨广慧部长审阅。

杨部长说:“稿子不细看了,我们来研究下生产方式。一个人写,等于是开个小作坊的小工业生产;组织一个写作组,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则是大工业生产。”我一听,肩上的负担卸下来了。随后,杨部长雷厉风行进行部署,通知特报社社长区汇文、政策研究室主任刘文韶、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一起开会,会议决定成立宣传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的写作组撰写评论,由杨部长担任总指挥。他的秘书,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王初文、钱汉江和我,宣传部、政策研究室各出一名干部为写作组成员。王初文为组长。

2月14日,写作组全体人员入驻迎宾馆,闭门研究、写作。经讨论,确定系列评论为“猴年新春八评”,要求文字有文采、思想有新意、理论有深度,还得有警句,力求原汁原味、准确无误体现邓小平谈话精神。每篇不超过1200字。每篇评论完成后先集体讨论,经反复锤炼、完善,再由杨部长审定。有时会全部推翻,还得通宵写稿,次晨再审。平均写作速度是2天出产一篇。这是我在新闻工作历程中,撰写评论最为严格的一次。

2月20日至3月6日,“猴年新春八评”在《深圳特区报》连载。这8篇评论一经出版,社会反响很强烈。内地许多报章及香港《文汇报》、《大公报》进行全文转载,随后香港的大小媒体以及台湾、澳门和各国驻香港新闻机构、通讯社纷纷转载“八评”;日本共同社、英国BBC广播公司、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来索要“八评”传真稿,《人民日报》也转载了其中4篇。

出炉《东方风来满眼春》

突破报道指示的边界,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3月12日,《深圳特区报》编发半版邓小平的独家照片,我趁机撰写了500字的图片说明,简单扼要将过程叙述出来,没想到还是未能通过,最终出版时仅保留了“1月19日邓小平在深圳”的字样。

3月18日,深圳市委召开了全市外宣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此事的宣传报道工作。随后,市委宣传部开始筹划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长篇报道、影视纪录片和专题书籍。第二天,我接到一个任务,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过程写一个电视片解说词,于是我又到迎宾馆住了3天,写下8000余字的解说文稿。

3月22日上午,我到办公室翻阅报纸,突然发现《南方日报》发表了一篇通讯——《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报道了邓小平到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有限公司视察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震撼,琢磨是不是报道开绿灯了?同时,我又焦急万分。如果兄弟媒体今天报道邓小平在“先科”,明天再来个邓小平在国贸,后天又冒出来邓小平在皇岗口岸……作为这事的全程跟踪的采访者,我首先感到失职,再者是攒着一手资料一天天贬值,再写出来是马后炮了,想到这里我心急如焚、如坐针毡,立即回家闭关写作。

从22日下午到24日,2天半时间我将邓小平视察深圳共1万多字的长篇报道完成,由于材料都烂熟于心,书写情绪也心潮澎湃,整个过程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24日晚上我将长篇报道给区社长审阅之前,仅2处细节改动,一是文章开头“踏进猴年”改成“踏进新年”,编辑陈寅指出,尚未过春节不算猴年;二是“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投向人物身上”中,总编室副主任提出要将“人物”改为“伟人”。

25日我和区社长拿着稿子到市委宣传部送审,杨部长当即拍板,说:“发吧!稿子你们把关,但要把小平写成人,不要写成神”。他说这句话不简单,他肯定是知道此事不报道的指示,但仍然坚持发表,这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改革开放认识的深刻、对此事是一种责任担当的精神。因此,这篇报道能发表出来首先归功深圳市委、市政府。

26日,《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长篇报道在《深圳特区报》刊登了,头版刊载不完,还得转版。报道经发表,各大媒体反应热烈。《羊城晚报》当天下午就详细摘要转载;香港媒体反应迅速,编发消息;28日,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也转载了;30日,北京《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直到30日下午,新华总社向海内外全文播发此长篇报道;31日全国报纸纷纷转载;随后,美国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日本共同社,苏联塔斯社皆播发。国内《参考消息》在4月2日将各个通讯社发的内容摘要发出。世界各国主要媒体都纷纷转载和播发了。

后来,这篇文章给我带来不少奖项:深圳新闻奖特等奖、广东新闻奖特等奖、全国改革开放好新闻一等奖、全国单列市头条新闻竞赛特等奖以及新闻界最高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2001年,我已达耳顺之年,面临退休。有一天,时任市委书记张高丽找我谈话,要我别考虑退休之事,再努力将《深圳特区报》办好

调任香港商报总编辑

在此之后,我在报社的工作一切如常。由于我们将《深圳特区报》办得非常出色,经常受到中央表扬。我的新闻生涯里也获得不少荣誉,1993年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0年获得了全国新闻最高奖——韬奋新闻奖。在深圳,我与李云迪(钢琴家)、卓佩丽(粤剧表演艺术家)3人同获“五个一工程”个人奖,2003年荣获广东新闻界首届金枪奖,2012年被授予广东省新闻终身荣誉奖。

1993年,深圳特区报社获得中央特批,与香港星岛集团合作办《深星日报》,我任总编辑,经常要到香港九龙湾星岛大厦上班。1999年星岛集团破产,报纸停刊。同年9月20日,我们加盟了香港商报社,我兼任《香港商报》总编辑一职。

2001年,我已达耳顺之年,面临退休。有一天,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找我谈话,要我别考虑退休之事,再努力将《深圳特区报》办好。不久,市委组织部发文件说:“陈锡添同志因工作需要延长退休两年”。由于我又担任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直到2005年在特区报退休。但那时我还没从《香港商报》总编辑的岗位中退下来,又继续工作了7年。2012年5月份,因年事已高,我写了辞职信离开香港商报社。

到今年我来深圳已经30多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给了我们更多可能,能够来深圳,应该说是我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

陈锡添

1942年2月生于广东新会,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3年12月调到《深圳特区报》,历任记者、部主任、副总编、总编辑;1999年出任《香港商报》副社长兼总编辑。报告文学《突破》获1984年深圳市优秀文学三等奖,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改革好新闻一等奖、广东新闻奖特别奖等荣誉。曾于2000年获第四届韬奋新闻奖,于2012年获广东省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

口述时间

2016年4月20日下午

口述地点

福田区上步中路1004号 达人彩票平台邀请码贵宾厅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 曾惠怡

前期统筹: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版历史图片由受访者与深圳特区报社共同供图

编辑:蔡励敏